中國古代社會和現代不同。現代社會重視商人的投資,但古代則在把商人排在士、農、工之後,顯見其社會地位低落。韓非子的《五蠹》,更把商人看作是社會的蛀蟲,商人不受統治者歡迎由此可見。事實上,「重農抑商」是古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國策;歷代的統治者,都或多或少歧視商人。漢朝時候,不但向商人開徵重稅,而且更規定不得穿絲綢、不得騎馬,而後代亦不能做官。此外,商人和家屬亦不能擁有土地,違者土地沒收。到了隋朝和唐朝,抑商的政策持續;科舉制更明確規定,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參加考試。即使到了宋朝,商人亦只有「奇才異行者」方能應舉。由此可見,商人基本上不能參政,而且即使從商致富,亦因不能參加科舉考試,因而長期被隔絕於權力階層之外。這個重農抑商的國策,影響顯而易見。因為隨着社會發達,從商致富者便越來越多。商人富有,自然有干政的需要,也有干政的能力。商人社會地位低微,自然便要巴結有權有勢的統治階層;官商兩者互索所需,便如魚得水。這也正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性貪腐難以禁絕的底因。